凯恩斯主义而今已经成为制造中国麻烦的理论。中国货币的供给严重，大于需求，与刺激经济增长无关，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，但凯恩斯主义还在叫印钞刺激经济。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引擎都是印钞、投资、出口、房地产，现在几乎所有单位、所有个人和所有环节，都有不同程度的贷款。此次债务危机是被维稳强压下来，来不及化解的近40年高速增长的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，老百姓毫无思想准备。 大环境所致，2023年中国经济形势可能会比过去三年还要差。可以肯定，中国决策层也正在权衡政策选择，力求将既定损失降到最小。 笔者以为，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潜力、韧性、活力、空间已经发生实质性改变，当前最务实的做法，莫过于探讨债务危机的外溢走向以及止损办法，提出切实可行的化解债务方案。总之，对中国债务危机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为好。 可能出现三大“雷区” 据中国央行副行长刘国强去年披露，2021年中国宏观杠杆率为272.5%，由此推算，2021年总债务规模为310万亿元左右（人民币，下同，约60万1797亿新元）。 再据《福布斯杂志》2023年1月16日的报道，去年中国公私领域各项债务合计51.9万亿美元（约70万1655亿新元），汇率按7计算，折合为人民币是363万亿，一年净增53万亿元。中国去年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121万亿元，债务363万亿元，债务刚好是GDP的三倍。现在才知，去年超发货币28万亿元多，65万亿元地方政府隐形债务。可见真实的债务陷阱，应该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大得多、深得多。 外储也不妙。中国全口径外汇净头寸，2014年达到历史高峰的3万5210亿美元，此后迅速下降。2018年下降到2万4765亿美元，跌回2010年水平。2021年恢复到2万7372亿美元，用了三年时间恢复到2011年水平。截至2022年9月又下降到2万5316亿美元，再次跌回2010年水平。2022年外储3万1277亿美元，扣除外币外债1万3823亿美元，外币存款8849亿美元。2023年1月回升，2月末较1月又下降513.09亿美元，外汇储备规模再降至3万1331亿美元。外储不足，可能面临债务违约。 中国的GDP是美国的三分之二，中国的债务负担则高美国40%。去年中国GDP的预期增速在5%以上，但实际增速却仅有3%。现在投资、出口、房地产全部萎缩，要拉动经济是靠不上了。至今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没有。原来指望中共二十大召开后在今年补亏，但现在看来今年比去年还麻烦，必须准备防范债务违约、消费负增长和通货膨胀。 中国副总理刘鹤今年在达沃斯经济论坛说，近10年中国GDP从54万亿元增加到121万亿元。GDP确实增长了一倍多，但货币超发却是GDP的三倍多。中国债务1998年突破10万亿元，2013年突破100万亿元，2020年突破200万亿元，2021年突破238万2900亿元，2022年高达266万4300亿元，2023年1月再创273万81万亿元单月新高。数据表明，近10年中国的121万亿元GDP，是政府用363万亿元债务换来的，中国的两倍于美国经济增速的GDP，则是用数倍于美国国债的增量换得。所以，债务违约并非危言耸听。 更麻烦的是，庞大的债务大都沉淀在房地产、基础设施大项目上，是一笔死钱。现在总体看，这些年房地产占GDP的30%，基础设施建设占GDP的20%，当年贡献不小。但现在房地产、基础设施、实体经济等已大多发展过头，像高铁，中国可能在很长时间也消化不了如此庞大的产能，最终只有把银行和企业拖死。 再说消费，负增长就在眼前。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，在全世界历来非常低。2020年，中国福利支出占比GDP才3.21%，2021年却下降为2.96%，比经合组织国家2019年整体水平低16.8个百分点。西方国家防疫发钱，中国防疫不仅不发钱，还反倒利用封城大量消耗老百姓的积蓄。现在部分中产已经因失业和还房贷返贫，低收入老百姓则基本无能力消费了。所以，中国经济注定要被民生拖后腿。 其中尤其要重视新的不确定性。去年12月7日解除疫情管控后大量老人死亡，有人幸灾乐祸，以为这将减轻财政负担。但今年或许是中国文化断层元年。对子女而言，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，父母去，人生则只剩归途。老家既然没有了儿行千里母担忧的牵挂，年轻人也就没有人生的留恋，今后春节返乡潮也许将少几分热闹。 今年也或许将成为年轻人独撑门面元年。父母的养老金是城里部分年轻人的靠山，没有了父母的经济支持或帮助带小孩，城市年轻人的生活将变得步履艰难，有的可能放弃奋斗，有的可能步入贫困，有的可能失去车贷房贷还款来源。至于农村，没有老人就没人帮年轻人照料孩子，年轻人只能被迫放弃外出打工。城市没有了农民工，既往的城市化版图将被改写。农村贫困人口则将迅速增加。老人死了房子空起来，今年还将是商品房积压攀升的元年。 中国债务危机陷入三大悖论 通胀最令人头痛。现在的强势货币供给、弱势实体需求，让凯恩斯主义难堪。去年银行存款余额飙升到120万8400亿元，差不多相当于去年货币存量266万4300亿元的一半。超发的货币不能进入经济运行体系，就只能存在银行里，银行不可能无缘无故背负利息，接下来就是通胀。 中国债务危机已经衍生三大难题，一是钱越印越多但市场消化不了，不印钱和印钱都是死路；二是债务危机踢皮球，中央、地方、金融陷入不可能三角；三是债务危机是个烂摊子，现在中央要地方把自己的孩子抱走，地方坐以待毙。 首先是流动性陷阱太大，无解。凯恩斯主义而今已经成为制造中国麻烦的理论。中国货币的供给严重，大于需求，与刺激经济增长无关，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，但凯恩斯主义还在叫印钞刺激经济。现在的银行是委曲求全放贷，而企业是碍于银行面子接招。不过，企业拿到钱后又千方百计存回银行。银行上报了贷款成绩，但形成一个货币空转的闭环。 印钞经济的麻烦是人民币的“锚”和“蓄水池”均瓦解。土地财政和出口换汇是这些年人民币的锚，但现在土地财政和出口换汇都在萎缩，已经失去作为人民币锚的条件。房地产是这些年人民币放水的蓄水池，但现在房地产已经不能蓄水。银行印钞无处蓄水，进入市场则必然引发通胀。人民币已经在裸泳，可怕的是至今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。 债务形成不可能三角 其次，中央、地方、金融陷入债务形成不可能三角。化解债务危机已经不可能实现中央、地方、金融三赢。现在中央设定的第一底线，是不能印钞救助带来通胀。财政部长表态“中央不救助”，债务地方自己杠。中央设定的第二底线是不能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，必须防范地方为保自己不破产而将坏账推给金融机构。中央剑指地方，但65万亿的地方债务如此庞大，地方不想也背不起这个大锅。若如中央所说中央不出手，金融不承担，那地方立即就发不出工资。这就是中国陷入“不可能三角”。 第三，大政府或将因央地博弈脱序。中国的央地关系一直在收权、放权上设计。现在是中央管财权、事权，地方管发展权。中央从地方收税、向地方下拨财政经费、批复地方政府的发债额度，决定地方人事调配权、重大地方事务决策的下达、重大经济项目的批复等，来维持大一统中国。 改开之初，万马齐喑。为了调动地方积极性，江朱政府实行了类似农村承包制的分税制改革，所谓“分灶吃饭”。中央政府不再包揽地方一切，地方政府多干多得，少干少得，有了充分施展本领的机会，于是各地你追我赶竞争，做大做实地方经济。这种始于改开初期的探索，获得经济学家张五常的认同。问题是此举虽然调动了地方积极性，但形成地方诸侯，弱化了中央政府权力。于是仅仅过了十几年，中央政府就合并地税、国税，收回了地方政府的财权，再次回到中央政府包揽一切的大政府局面。 现在的央地关系管事的不干事，干事的不管事，地方无奈就撂挑子。中央只得准许地方组建城投举债发展。可口子一开，城投债不可收拾，地方迅速走到资不抵债、财政崩溃的尽头。而今的央地关系其实还是零和博弈，只不过改开之初是万马齐喑式的地方躺平，现在是债务暴雷式的地方躺平。 客观讲，现在65万亿元的地方债烂摊子，应该是顶层设计的大跃进造成的。如果中央强令地方自谋生路，各自奔前程，下一步将是地方的各自为政和找理由抗税。中央收不上税，财政就断掉税源，失去财政转移支付的功能；接下来必然发生的就是中央对地方事务话语权的弱化，即事权旁落。如此，大政府政体就解体。后果不堪设想。 对中国经济现状，人们忧心忡忡，经济学家吴敬琏呼吁：必须从过去那种高指标、高投入、低效率的增长方式，转变为效率驱动的增长方式，以便实现持续高质量发展；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封闭僵化的落后体制，建立起一个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体制，迈开市场化、法治化、民主化的改革步子。所言极是。 （作者是中国四川退休经济学者）